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些认为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表面的。
我认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人生的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思潮等。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毛泽东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所接触的，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毛泽东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邓小平亲身感受了“文革”的人治，以不同性恶论的“路径”和角度得出与波普同样的结论：与其说需要好的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
三、法德兼治：符合人性的制度安排
1.法治代替人治的性恶论和性善论思考。我们知道，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背后隐含的是对人性堕落、道德沦丧的警觉和无奈，而且西方宪政的理念与制度设计，是建立在预设的人性缺陷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必然是有缺陷的。它背离了这种制度设计最原始的意义，即通过对权力的限制达到对权力的保护。但这种制度设计充分实现了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有效地达到了限制公共权力的目的，这一点正是我们缺乏的，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因为一则西方政治的这一分析框架：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思想凝聚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认识成果；二则旧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而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体制，有可能重蹈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传统人治老路。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是以“制度”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而以“人”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把对权力的制约，完全放在了“人”的因素上面，它与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模式实行的结果，是更深层次的集权专制。[12]笔者认为，能否充分吸取制度的性恶论角度这一合理内核，当前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当然，性善论基础上的制度预设，更多地是从积极方面鼓励人们、尤其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防止政治权力被滥用，其主观动机是好的。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上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的实现限权与法治，但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善良本性的回归；只有正视人性缺陷的同时，看到人性的另一面，在压制人性中最坏的可能基础上，调动、鼓励人性中最好的东西，从而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真正做到合乎人的善良本性与愿望。这应当是现代宪政主义追求的目标。但是，性善论的弊端在于它无视人性缺陷的一面，一厢情愿地认为仅仅依靠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就能够对权力的滥用进行有效地防范。它本质上与法治相对立，为人治权力演变为专制统治提供了人性基础。[13]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不能忘记。如果说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制度设计对法治国家建设极具现实意义，那么性善论可能是人治退出舞台的顽疾。
依法治国，同时以德治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4](135)因为“承担这些立法、司法和行政事物的，当然不会是人以外的神。在这里，德治主义又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即并不希望产生一位圣明天子，而是对分担三权的‘治者’必须有‘德’的要求。在法被要求伦理化、而运用法的法学家们亦被要求高度伦理性的今天，有必要在新的意义上把握法治主义和德治主义，并使两者相辅相成。”[15]日本学者1998年提出这一“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构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2.制度人，人创造制度。我们不是说个人的品质、性格不是问题，而是说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群众。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品格里面都有好、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不好的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性格解释不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其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却没有把那段历史解释清楚。而马克思而不同，他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这部历史名著，对这段历史作了科学的解释。恩格斯说得好：“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而也代表了当时的思想。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吸取来的。”[16](12)
制度教育人、塑造人。制度既是人生存的保障和规范，又是人发展和实现其才能的重要因素。“制度告诉个人能够、应该、必须做什么，或是相反。”[17]这种限制或制约是维持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罗尔斯也认为：“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18](285)就制度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人们现存欲望和抱负的制度图式，而且也是一种塑造人们未来欲望和抱负的方式。马克思其实对制度决定人性有精彩的论述：“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说人不成为其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哈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19](411-414)
邓小平反对从人性上挖掘“文革”、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并不等于他回避、掩盖毛泽东的错误，更不等于他忽略品格重要性的制度思考。他要求《决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同时，“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他提出“四有”人才，首先是“有理想、有道德”；干部四化也是先得“革命化”。这说明邓小平政治哲学包含着道德的前提。
邓小平说过，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做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制度问题上，道理一样。制度不是万能的，这是东西方的共识。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说：“由于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人们在运用一些服务于有益目的的制度的时候有可能超越这些制度的法定范围，所以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把管理变成强制、把控制变成压制的现象。如果法律制度为了限制私人权力和政府权力而规定的制衡原则变得过分严厉和僵化，那么一些颇有助益的拓展和尝试也会因此遭到扼杀。”[20](403-404)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164)政治体制改革是他心中不懈的追求、不熄的圣火。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地表达到：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四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靠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可见，邓小平这里已经超越了波普：选好制度，也得选好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人与制度辩证统一，不可分割。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制度视角不仅解释了历史，说明制度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且大大推动了中国法治代替人治的历史进程，他是法德兼治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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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不能否定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493页，北京， 中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是一个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思想，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的，有中国古代的，有中国近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除了对马克思、鲁迅这样的极个别的人给予全面肯定以外，毛泽东很少对某个思想家或某本著作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
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的隔阂和分歧并没有表面宣传的那么大，中国关于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政治宣传有时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是承认的，1973年毛泽东在接见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就曾表达过这种意思：“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时我们要说这类话。不说不行呀。”（注：亨利·基辛格：《中国共产主义之父》，载《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96～9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基辛格对此感到非常惊奇，这其实是他不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宣传。过去我们忽略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的深刻联系，主要是政治原因，具体地说，与中西关系的对抗、隔绝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分庭抗争有很大的关系。
的确，在外在形态上，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是对立的。但对立不等于绝缘，不等于没有联系。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一方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又是统一的，这似乎是矛盾，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恰恰符合毛泽东“矛盾论”哲学思想。毛泽东认为：“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套用这种格式我们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是“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
